甲午战争后，变法维新之说流行。他这时很喜欢读《时务报》。戊戌政变时，他在四川荣县乡下得到那些变法的文件，就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到处宣传新政，人们感觉他们很疯狂，称之为“时务大家”。期间，六君子被杀，新政被推翻，守旧的人嘲笑他：“早说不对嘛，要杀头哩！”他就用谭嗣同拒绝到使馆避难，甘愿作第一个变法的流血者的英勇故事来回答这些人的嘲笑。
变法失败后，他很苦闷。那时缠脚陋俗普遍，他就劝大嫂别给侄女缠脚：“太痛苦了，以后走路做事也不方便。”大嫂不听，硬给女儿缠了脚。他感叹说：“变什么法？维什么新？在自己家里也行不通啊！”
1900—1901年，他到县城的一户大地主家教书；次年，到威远继续读书，喜读《新民丛刊》和《新小说》。
他后来在延安写的自传中说：“我有二哥二姊，大哥同父一样，读书理家，二哥与我则专门读书，未作农民。仲兄早慧，19岁即举秀才。”
1902年，他去参加科举，因刚废除八股，改考策论，他就将“新学”思想加入了文章。他县考、府考成绩都很好，有一场府考还得了第一，阅卷人写了很长的批语，最后说他：“此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也。”只是院考时因为它文章太长，交卷时没写完，因此落第。
考试不中，他求“新学”的心更切。这年12月，他慕名到泸州去考“经纬学堂”，却不料那是挂“新学”羊头，卖“旧学”狗肉的学堂，一气之下就愤然离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