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严肃的布尔乔亚，因为看重自己人，所以对自己人很严；因为瞧不起别人，所以对别人比较宽。对于像克利斯朵夫一般的外侨，例如德国的教授，亡命的政客，他们都相当宽大，觉得跟自己无关痛痒。并且他们爱好智慧，决不为了前进的思想而惊慌，知道自己的儿孙是不受影响的。他们用着冷淡的，客气的态度对待外侨，不让他们亲近。
克利斯朵夫无须人家多所表示。那时他正特别敏感，到处看到自私自利与淡漠无情，只想深自韬晦。
勃罗姆的病家在社会上是个范围很小的小圈子，属于新教中教规极严的一派，勃罗姆太太也是其中一分子。克利斯朵夫名义上是旧教徒出身，事实上又已经不信仰了，所以更受到平视。而他那方面也觉得有许多事看不上眼。他虽则不信仰，可是脱不了先天的旧教精神：理智的成分少，诗的意味多，对于人性取着宽容的态度，不求说明或了解，只知道爱或是不爱；同时他在思想方面和道德方面保持着绝对的自由，那是他无形中在巴黎养成的习惯。因此他和极端派的新教团体冲突是必然的事。加尔文主义的缺陷在这个宗派里格外显著，那是宗教上的唯理主义，把信仰的翅膀斩断了，让它挂在深渊上面：因为这唯理主义的大前提和所有的神秘主义同样有问题，它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而是把诗变了散文。它是一种精神上的骄傲，对于理智——他们的理智——抱着一种绝对的，危险的信仰。他们可以不信上帝，不信灵魂不灭，但不能不信理智，好似旧教徒不能不信仰教皇，拜物教徒不能不崇拜偶像。他们从来没想到讨论这个“理智”。要是人生和理性有了矛盾，他们宁可否定人生。他们不懂得心理，不懂得天性，不懂得潜伏的力，不懂生命的根源，不懂“尘世的精神”。他们造出许多幼稚的，简化的，雏形的人生与人物。他们中间颇有些博学而实际的人，读书甚多，阅历不少，但看不见事物的真相，只归纳出一些抽象的东西。他们贫血得厉害；德行极高，但没有人情味：而这是最要不得的罪恶。他们心地的纯洁往往是真实的，并且高尚，天真，有时不免滑稽，不幸那种纯洁在某些情形之下竟有悲剧意味，使他们对别人冷酷无情——不是由于愤怒，而是一种深信不疑的态度。他们怎么会迟疑呢？真理，权利，道德，不是都在他们手里吗？神圣的理智不是给了他们直接的启示吗？理智是一颗冷酷的太阳，它放射光明，可是教人眼花，看不见东西。在这种没有水分与阴影的光明底下，心灵会褪色，血会干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