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和艺术方面也涉及很多核战争的内容。
我记得在大学上数学课的时候，大学的数学教授就做了很多核战争的数学模型。模型中有几个设定，根据设定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固定核弹发射架变成移动的发射架，会增加对方的防御难度，防御难度的增加可有效减少核战争所需要的核弹头的数量，核弹头的数量减少则意味着人类更加安全。
在移动的发射架中，公路发射、铁路发射、飞机发射、潜艇发射的平台的保存度和隐蔽性依次提高。如果核战争打响，核潜艇发射的核弹很可能是战争的最后一响。因此，准确判断对方潜艇的位置，对核潜艇的核弹发射及时预警，在数学模型上是防止核战争的方法之一，在军事实践中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我的工作的准确意义与其说是捕捉对方舰艇的蛛丝马迹，不如说是维持战略稳定，制止战争发生。
在文学艺术方面，人类对于核战争的痛恨可见于“二战”后的各个时期。英国哲学家罗素就曾在演讲中提到：同时使用很多氢弹，会造成普遍死亡，只有少数幸运者会无痛苦地瞬间消失，多数人却要忍受长期疾病和痛苦的煎熬……难道我们为无法忘掉争吵，而去选择死亡……我们能做到保持善良本性，忘掉纷争，通往天堂的路便畅通无阻，反之，就是全世界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