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缜对《新唐书》的“纠谬”究竟如何，自应做具体分析，而他关于“事实”“褒贬”“文采”之对于史书关系的认识，乃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新发展，是史家关于信史标准之理论形态的新概括，也是对历史编纂理论最本质的阐述。
五、怎样看待史书的内容、形式及历史条件
如果说郑樵的会通思想主要是在阐发和继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传统，是因为《通志》也是纪传体史书的话，那么从历史撰述内容着眼，分别对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会通旨趣做出分析和评论，则由马端临完成。马端临以《文献通考》这一巨著和他对《通典》《资治通鉴》的精辟评论，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通典》面世后四百余年、《资治通鉴》面世后二百余年，元初马端临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撰成《文献通考》348卷，他在此书的序言中对《通典》《资治通鉴》二书，做了他那个时代的极好的比较和中肯的评论。马端临评论《资治通鉴》时这样写道：
《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於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