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一次学者为农民向政府请命；这是封建制度消灭后，农民生活的血史第一次被人用血写出。这血史并没有引起好大喜功的武帝多大的同情。但他禁商人名田的法令，似乎是受董仲舒“限民名田”的建议的影响。
(三)是教育的推广。在西周及春秋时代，王室和列国已有类似学校的机关，但只收贵族子弟。孟子“设为庠序”以教平民的理想，至武帝方始实现。先时秦朝以来的太常博士，本各领有弟子；但博士弟子的选择和任用，还没有定制，而他们各就博士家受业，也没有共同的校舍。建元元年，董仲舒对策，献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后来武帝便于长安城外给博士弟子建筑校舍，名叫“太学”;规定博士弟子名额五十，由“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充当。这些正式弟子之外，又增设跟博士“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无定额),由郡国县官择“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少年充当。正式弟子和旁听生均每年考试一次，合格的按等第任用。于太常外，武帝又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但这诏令实行到什么程度现在无从得知。先是，景帝末，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市中设立学校，招各县子弟入学；学生免除徭役，卒业的按成绩差使；平常治事，每选高材生在旁听遣，出行则带着他们，让传达教令。县邑人民见了这些学生都钦羡不置，争着送子弟入学。这是我国地方公立学校的创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