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有影响的文化学理论译著，有费孝通译马凌诺夫斯基的《文化论》（1946）、周俊章译史密斯的《文化传播辩论集》（1940）、杨宙康译的《文化起源论》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学的各分支学科即部门文化学也有了初步发展。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教育学、文化历史学、文化统计学和文化形态学等领域，均有译著和论著出版。林惠祥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最有成绩，1934年，他著有《文化人类学》一书，结合社会进化论派、传播学派的意见，采各家之长，融合成一体系，从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艺术、语言文字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该学科的各种问题，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较持久的影响。陆德英翻译出版的戈登·维瑟《文化人类学》（1944）一书，也值得一提。文化教育学方面，蒋径三研究较有成绩，他著有《文化教育学》一书。此外，杨杏庭的《文化教育学概论》（1941）、钱穆的《文化与教育》（1943）、李旭的《教育文化》（1947）也各有贡献。文化社会学方面，以朱谦之1947年在商务出版的《文化社会学》一书的探讨最为系统。文化形态学方面，则以王文俊翻译的《文化形态学研究》和林同济著的《文化形态史观》较有影响。至于文化历史学方面，其理论研究要远远落后于文化史的研究实践。这一时期大量出版的有关中外古今的千姿百态的文化史著，表明人们文化意识日益增强的同时，史家的文化学素养却还显得明显不足。这种情状，事实上一直延续到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