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一番论证，董仲舒就将家与国、父权与君权密切结合起来。以家庭中的伦理生活关系比附国家政治关系，肯定政权、夫权、父权的地位和作用，也用天道自然阴阳关系说明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的不可动摇性。
由于封建社会等级统治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此，巩固与强化家族的宗法伦常统治，就成了“三纲”的根本环节。鉴于此，在论证“三纲”时，董仲舒又把孝道提到了重要地位。他从五行相生关系论证孝为“天之经，地之义”，他说：“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又说：“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37]就是说，土最尊贵，但土事火事天，竭尽忠诚，勤劳而功名归于天。董仲舒认为子之孝父就是取法于地之事天，土之奉火。是天经地义，无可更改的。董仲舒将五行相生的自然界现象比附人伦道德，其论证方法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