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的看法便是这样。他觉得法国的交响曲是一种抽象的辩证法，用演算数学的方式把许多音乐主题对立起来，或是交错起来；其实，要表现这一套，很可以用数字或字母来代替。有的人把一件作品建筑在某个音乐的公式之上，使它慢慢地发展，直到最后一部分的最后一页才显得完全，而作品十分之九的部分都像不成形的幼虫。有的人用一个主题作变奏曲，而这主题只在作品末了，由繁复渐渐归于简单的时候才显出来。这是极尽高深巧妙的玩意儿，唯有又老又幼稚的人才会感兴趣。作者为此所费的精力是惊人的，一支幻想曲要多少年才能写成。他们绞尽脑汁，求新的和弦的配合——为的是表现……表现什么呢？管它！只要是新的辞藻就行了。人家说既然器官能产生需要，那么辞藻也会产生思想的：最要紧的是新。无论如何要新！他们最怕“已经说过的”词句。所以最优秀的人也为之而变成瘫痪了。你可以感到他们老是在留神自己，准备把所写的统统毁掉，时时刻刻问着自己：“啊！天哪！这个我在哪儿见过的呢？”……有些音乐家——特别在德国——喜欢把别人的句子东拣西拾的拼凑起来。法国音乐家却是逐句检查，看看在别人已经用过的旋律表内有没有同样的句子，仿佛拼命搔着鼻子，想使它变形，直要变到不但不像任何熟人的鼻子，而且根本不像鼻子的时候方始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