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李鸿章不是不喜欢日本,而是很忌惮日本。
老爷子从十几年前甲午还没开打那会儿就明白,总有一天日本会成为大清的头号祸患,在他眼里,比起日本,俄国要容易对付得多,所以面对联日还是联俄,他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哪怕是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不悔改。
但显然这并非伊藤博文所能接受,撇开日本利益不谈,大家都是亚洲人,哪有跟着白人一起窝里反的道理?所以他试图说服李鸿章改变外交策略,但很显然,老爷子压根就不鸟这茬儿。
无奈之下,也就只好作罢了。
就在伊藤博文滞京期间,维新变法的形势又发生了一些转折性的变化。
9月16日,光绪帝在宫中召见了袁世凯。
此时的袁大人早已是不比当年了,自甲午从朝鲜归来然后目睹水师沉陆军灭,他便顿生振新之意,和康梁所不同的是,他袁项城的“新”,那是有干货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袁世凯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光绪皇帝,结合了自己在朝鲜多年带兵经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其内容为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其中以练兵为最重——除去纲领中那十二条以西洋军法练兵的建议之外,袁世凯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章程,并认为“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也就是效仿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