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这些理由，哈丁批判了普适主义的科学文化观[21]，这是因为：
第一，唯一普适性的命题支持下述求助的合法性：唯一整体化的“科学”的权威地位支持着每一个科学假说，而不是每种科学必须坚持自己的假说，即必须“面对观察的判决”而无须现代科学普遍权威的支持。
第二，普适性假说赋予对当代科学最有价值的批评进行抵制的言行以合法地位。女性主义理论家经常被怀疑为或者在物理学中表现出意识形态偏见，或者接受不相干的其他证据以支持自己有关提出科学假说问题上存在男性中心论假定的假说。根本不考虑，坚持唯一普适性理想的人肯定会接受来自科学内部的批评；那种不被承认为科研知情人对现代科学的批评，遭到了贬低或忽视。可是，恰恰是来自被理解为身处科学外部的东西，才使这种批评特别有价值。
第三，正如后殖民时期批评家特别论证过的，普适性命题产生了减少认识多样性的有价值形式的作用。没有证据可以表明，现代北方当前所推崇的某种科学，对于将来的其他文化或者现代欧洲文化的未来形式仍然是最有用的。确实，这里的论证以及本书前面许多其他探讨均表明，现代科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以及形成它们的利益和推论资源，对于今天的许多科研项目都不是最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