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大约是我念西南联大二三年级时（1943年？），在校旁文林街的一家茶馆里相识的。抗日战争期间，从沦陷区迁往后方的学校，校舍都很简陋，西南联大，其尤甚者。图书馆小，绝大部分同学把茶馆当作自修室。文林街一条街几乎全是茶馆，茶馆里高朋满座，大多是联大同学。七八个人共围一张大圆桌，各自埋头读书，有时也闲坐聊天。我和她是武汉同乡，自然容易相聚一桌。第一次见面，大约是一个深秋季节，她身穿浅色长旗袍，上身披着一件不带纽扣的红毛衣，高髻云鬓，宛若古仕女图中的仕女。大概是由于她的那件红毛衣特别“抢眼”，同桌女同学见她到来，便笑脸相迎：“红毛衣来了。”“红毛衣”似乎是女同学给她的昵称。
我和她相识不久，就知道这位“红毛衣”原来是联大女生宿舍的著名诗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旧社会，女生宿舍对于男同学而言，是神秘的禁区。神秘禁区里的女诗人，更令男生感到神秘。但茶座毕竟是公开交流的场所，我终于了解到她的一些家庭背景。她父亲是前清翰林，母亲也出自书香门第，舅舅是秀才。她从小聪颖过人：能诗善对。她九岁时，舅舅出了一句上联：“围炉共话三杯酒。”她立即对出下联：“对局相争一桌棋。”其才思之敏捷，或可与杜甫七龄咏凤凰相媲美。在念西南联大中文系时，她每爱一人独立空净之处，闲吟太息。联大中文系老师大多要求学生在课下写读书报告，她不时在读书报告的末尾附上几句诗作，请老师斧正，深得闻一多、罗庸、朱自清、浦江清几位老师的赞赏。罗庸、朱自清常常把她的诗词抄在黑板上，供大家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