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在扬善的同时，也不隐蔽历史人物的过失。他高度赞扬诸葛亮的才能，大叙其功业，却又不讳言其过：误用马谡，导致街亭之败；连年用兵，“屡耀其武”。这些评价都是十分客观的。在当时极困难的条件下，陈寿能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实属不易，这正是“良史之才”的表现。
二、范晔之死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忽坐“谋反”罪，与其三子一弟同日被杀，英年48岁。
范晔死后40余年，沈约奉诏撰《宋书》，在《范晔传》、《徐湛之传》中详载此事。事情的起因是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等人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刘义康的另一党羽徐湛之趁机向宋文帝告密，范晔受到牵连，惨遭杀害。“谋反”罪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若洪水猛兽的十恶不赦之罪，故沈约撰《宋书》时，便不遗余力地对范晔大张挞伐，诬其为“不忠”的“贼帅”，甚至将范晔平时如何虐待母亲、弟子、叔父，临刑时，母妻如何对他击打斥骂，范晔又如何对妓妾悲涕流涟等情景，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显然，沈约的这些话是别有用心的，史家向来不屑一顾，无损于对范晔的评价。问题在于，范晔是否确有“谋反”罪？其根本死因何在？于是，围绕范晔之死的问题，便生出许多是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