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件可知，这二百余字中，只抹去“料”字，改为“略”字，再则加了“如”“此”二字。另有一件是：
都中一切蒙古王子、台吉和喇嘛闻郭隆逆僧一事，皆大有敢怒而不敢言之色，此种愚顽总不论是非情理，迷惑于此无理之道者，实不可解。并拉什、特古特等闻之，皆为之辨(变)色，虽口中挫挣云是，光景甚属可笑。因此，朕之佛法实超出于此辈庸僧，时将正经佛法开导他们众蒙古王子、台吉等好几次矣。然皆有貌感而心不然之景。虽然你知道了，北边一带蒙古之众心亦不可不照顾。朕借此机会亦欲言明正经佛法，严敕喇嘛护教，当端其本，敬僧必择其人，连京中一切庸俗番僧，皆严示一番。特令你知道留心，但再若如有如前当行处，亦不可因此姑容。善后之策，甚属紧要，不可因小而误大，图缓而略急。朕之闻见，全谕你来，你知道后只管相时度机而行，你的见识再不得错的，朕信得及。
全谕约三百言，从全文上看只涂改一字，添增十余字。雍正在一天之中如此朱批很多，因是处理政事，当然一定很认真，一定要深思。但一天处理那么多政事，写那么多朱批、朱谕，不可能在每一篇上用很多时间。所以还是他才能出众，思路清晰，援笔立就。
康熙皇帝的皇子们多擅长书法，康熙三十八年(1699),王士祺看到允祉的作品，赞叹“遒美妍妙”,又说“东宫暨诸皇子皆工书如此，盖唐宋明以来仅见之盛事也”。这就把雍正也包括在内了。雍正元年八月，《景陵圣德神功碑》碑文撰成，雍正命善于书法的允祉、允祐和翰林院中书法精妙者书写。他说自己学过康熙的书法，得到其父的“嘉奖”,这时也书写一过，以便与诸臣比较选择，以供刻石。他说这不是“自耀己长”,不过是为表示对其父的恭敬。显然，他自认为有精于书法的特长。据记载，康熙欣赏他的书法，每年都令他书写扇面，多达一百余幅。他留下的手迹很多，大多是小字行书，今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赐年羹尧宝石的朱谕、命宠信督抚推荐懂得医学的人的谕旨等原件，均可看出他运笔流畅、娴熟，结构严整的书法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