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史论分析了隋朝末年由于劳役、兵役过重，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以致出现了“……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的悲惨局面，加之“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终于弄得全国各地“盗贼充斥”，故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于是《隋书》史论总结出这样的历史经验：“富而教之，仁义以之兴，贫而为盗，刑罚不能止。”[166]这些议论，从历史观点来看，是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破坏，对于政权的兴盛和衰亡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应当肯定的。唐初统治集团比较注重发展生产、稳定统治秩序，其思想基础，就在于此。
第三，是关于治国方略的认识。这个时期史学家在这方面的撰述，以吴兢（670—749）的《贞观政要》最为突出。
《贞观政要》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书，而是一部按照专题写成的政治史，它记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