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和特洛尔奇论述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加尔文主义的著作已指出这一点。参见我论述资本主义精神的文章，亦参见《论德意志仇恨的原因》。
松巴特视“犹太精神”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方式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亦是怨恨这块土地的最早的世袭佃户，它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与我的论题完全相符。
[11] P.W.V.Keppler主教在《更多的欢乐》一书中极为机智地表达出这种对立。对“我怎样才获得更多欢乐？”这一问题，他的回答看起来像同语反复，实际上意味深长：“你欢乐吧！”这里显明的是：自我欢乐、享受的功用与惬意与非惬意的感性数量以及相应的刺激完全不相干，因而得以归于一种特殊的文化和教养。靠寻求和制造新刺激手段不仅不能促进这种文化和教养，还使其转化为对立面。
[12] 大城市的特征从“消费城市”（照松巴特的看法，参见《奢侈与资本主义》，一切古代大城市共有这一特征）过渡到“生产城市”的过程是长期的，最根本的因素；在这一过渡中，舒适价值转为替有用价值效力的过程便告实际完成。
[13] 赢利欲原本受与身份等级相应的生计观引导；如果自动增长的“业务”趋势令人满意，这种获利欲就过渡到另一种赢利欲——一种本身漫无边际、毫无目的的获利欲，它最终只不过要使“生计”得到剩余的所获财富。这一过渡即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形成，它只是重构主导性的伦理的一个局部过程。参见拙文《资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