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指出，诗人的作品以民歌自名，早有先例。中国“乐府”一词可作二解：一为汉初所立采乐集歌之官署，一为当时民歌之词曲。后之诗人慕民歌之自然亲切，往往模拟其体，亦袭其名，号称“乐府”。《唐诗三百首》中，诗人所写的乐府便多达四十首，其中李白的作品如《行路难》《将进酒》《蜀道难》等，无论在思想或语言上，都与天真朴实的民歌相去甚远。胡文说白居易诗老妪都解，却“不曾假民歌之名以自重”。其实白居易在《长庆集》中，以“新乐府”自称者，便有五十篇。作者更在自序中说明：“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白氏所谓“新乐府”，用今日的白话来说，岂不就是“现代民歌”？白氏的“新乐府”在当时尽管传于众口，却是新作的，并非来自民间，显然不符合胡先生坚持的民歌定义。他如元稹的《乐府古题》与《新题乐府》、张籍的《乐府词》、刘禹锡的《竹枝词》等，也都是文人写民歌的有名先例。李贺的诗，三分之一都以歌行曲引之类为题名，其中像《艾如张》《上之回》等名都取自乐府。我们也不能说李贺“假乐府之名以自重”吧。